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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能源行業落地“一帶一路”所要經歷的四大階段

DQZHAN訊:中國能源行業落地“一帶一路”所要經歷的四大階段

隨著一帶一路國際峰會在5月14、15日于北京召開,這一宏大的議題再一次成為人們萬眾矚目的焦點。縱觀“一帶一路”所涉及到的諸多行業領域,能源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對于加強帶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更大范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5月12日,國家發改委和國家能源局發布《推動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能源合作愿景與行動》,為 “一帶一路”中的能源行業指出了一系列發展方向。通過對這一政策進行分析,筆者認為,中國能源行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布局,將會主要以四個階段來逐漸推進,具體包括:


**階段,能源政策的互通。借助一帶一路峰會與高層互訪對話之機,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能源主管部門將會進行密切溝通,增強雙方在能源政策上的協調性與聯動性,從而為中國企業在當地投資營造良好的經營環境。

**階段,能源金融的互通。兵馬出動,需糧草先行。在達成基本共識之后,金融機構需要為能源建設提供良好的后勤支持,隨著海外能源設施投資吸引力的增強,在亞投行和絲路基金等專項金融機構的牽頭下,包括商業銀行在內的各類金融機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積極性將有所提高。

第三階段:能源設施的互通。借助籌集到的資金,中國將會在沿線國家修建電力、油氣、熱力等一系列與東道國國計民生密切相關的能源設施,改善當地的工作生活條件,從中提高自身聲望,同時實現民心互通。

第四階段,能源貿易的互通。通過前期打下的一系列基礎,中國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關系更為密切,有望將其發展成為能源領域新的貿易伙伴,借助這部分的外匯收入,來改善貨幣供應結構,從而穩定國內的經濟金融形勢。

??? 能源政策互通:能源智庫迎較大發展機遇

事實上,中國能源企業在海外投資并不是一個新話題,尤其是自2013年“一帶一路”概念提出后,中國能源企業在海外投資的力度更是呈現逐年加大之勢,但由于一系列因素,一些中國能源企業始終是摸著石頭過河,導致走了不少彎路。究其深層原因,比較重要的一點是中外能源行業主管部門在政策的制定上協調性不高。由此可見,能源政策的互通,對改善中國能源企業在外投資環境有很大的幫助。

結合過去經驗來看,中外經濟部門之間的合作,大都發生在高層互訪并形成共識之后的一段時期,比如說一系列能源大單的簽訂。隨著近年來國際形勢變化速度較快,這種“蜜月期”的醞釀階段和持續階段較以往相比有縮短的趨勢,通俗地說,就是來得快,去得也快。前者如2016年菲律賓新總統突然訪華,就出乎很多觀察者意料之外,后者如2015年英國親華的財政大臣奧斯本訪問中國,但次年就因首相更迭而遭到撤換,一度令包括欣克利角核電在內的中國在英能源項目充滿了不確定性。


因此,對于包括央地政企在內的政策與規劃制定者而言,如果對沿線各國的情況此前不夠了解,或是沒有進行及時的跟蹤,臨陣磨槍上陣,恐怕難以在會談中取得實質性進展,從而降低接觸效率,延長溝通時間,貽誤外交上的黃金時期,導致*終的協調結果低于預期。由于中國能源政策的制定者過去將較多的精力都放在了國內方面,而對國外的情況了解得相對薄弱,因此,為了對沿線各國的能源概況進行及時跟蹤,其將會對這方面的信息會有一個較大的需求。這對于相關的能源智庫來說無疑是一個重大的發展機遇,一方面,他們的研究成果既可以為政府提供政策制定依據,另一方面,也能為金融機構決策提供可靠的參考資料,從而助力于能源領域一帶一路的下一個階段:能源資金互通。

??? 能源資金互通:商業銀行入場是未來趨勢

能源領域的金融互通是能源一帶一路*重要的環節之一,但卻也是*容易被外界忽視的環節之一。正如發展工業經濟需要電力先行一樣,進行能源設施投資也需要金融先行。可以說,資金的提供情況,對能源領域的一帶一路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隨著以絲路基金和亞投行為代表的專項金融機構在近年來成立并擴張,包括新興多邊開發性金融機構、政策性金融機構、專項投資基金在內,都已經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作為未來資產配置的重要方向,然而正如數據顯示,雖然參與方較多,但現有的渠道仍然難以完全滿足沿線國家能源基礎設施對資金的需求,需要相關金融機構加大投放力度,而在這其中,*有潛力的當屬國內諸多實力雄厚的商業銀行。


與專注于配合經濟政策、執行國家戰略的政策性金融機構不同,中國商業銀行的風險偏好性一直不高。例如即便是在前兩年光伏項目電價較高之時,不少商業銀行出于對一系列風險的擔憂,仍然是無視其10%左右的內部收益率,始終惜貸如金。但從長遠來看,這類金融機構增加海外資產可說是大勢所趨,*主要的原因是目前國內資產端僧多粥少。在增量方面,在2013年銀監會《中資商業銀行行政許可事項實施辦法》出臺后,社會資本密集進入銀行領域,然而全社會的終端資產卻沒能實現與之匹配的增速。而在存量方面,縱觀目前中國商業銀行在國內的資產端配置:人口拐點的出現決定了房貸終有回落之日,而同業業務則金融去杠桿的壓力之下遭到限制。上述兩點,都使得銀行等金融機構面臨著“資產荒”的風險,在這樣的情況下,商業銀行增加國外資產比重可說只是時間上的問題。而作為能夠提供穩健現金流的資產,能源基礎設施將會成為商業銀行的重要關注目標。

需要指出,雖然商業銀行入場是未來的重要方向之一,但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筆者預測,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以亞投行為代表的中國金融機構短期內還將加強與世行、亞行在內的傳統世界多邊金融機構的合作,獨資的項目可能還比較少。這主要是出于兩方面的考慮:一是目前中國外匯儲備面臨下行壓力,驟然換出大筆外匯,不利于維持匯率的穩定,二是中國金融機構在海外的投資經驗相對薄弱,只有通過國際合作不斷吸收經驗,方能逐漸發展出針對沿線國家能源項目的金融產品。


??? 能源設施互通:大互通需靠小項目來匯流

“能源設施互通”是實現能源一帶一路*具體,也是*直觀的環節。在“一帶一路”概念提出后,有一些機構還成立了專門研究能源設施互聯互通的部門,但相關的爭議也始終沒有停止,其中一種主要的聲音是:互聯互通的能源設施較難避免地緣風險,并確保合理收益。

那么,推動能源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在實際中究竟有沒有可行性呢?我們以知名的“亞歐大陸橋”中歐班列為例,從中國到歐洲,陸上距離可達上萬公里,若是直接從零開始進行投資建設鐵路,非但經濟和協調成本極大,難以找到投資主體,而且各國的運費也不一樣,難以就收入進行分配,因此在現實中,中歐班列采取了“就地取材”的做法,也就是仍然使用沿線國家原有的鐵路設施,而只對調度、時間表、車輛交接等規章制度做出調整,此外,這一班列也并不是一趟車從中國一口氣直接開到歐洲,而是每走一段就會進行“接力運送”,例如,中歐班列在從A國進入B國時,由于每個司機熟悉的路段不同,而且有時兩國之間鐵軌寬度也會存在差異,因此需要工作人員交接中轉站,把A國車上的集裝箱,全部吊裝到B國的列車上,由B國方面來負責運輸。

作為個體差異性較高的小商品運輸通道,中歐班列尚且采取了就地取材+接力運送的方式,而作為同質性較高的產品,能源領域的“設施互通”更是無需去為了追求互通而互通,也就是執著于遠距離、大規模的電網和管道工程(特殊情況除外),在協調成本較小的情況下,現有的設施實際上往往就可以滿足能源互通的需求,從而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這種情況在目前的中國電力交易中已經體現出來,例如浙江省在2017年的《電力直接交易試點工作方案》中,表示要將新疆來電納入直接交易試點參與范圍,但是新疆并沒有直達浙江的電力通道,那么這一交易是怎么形成的呢?答案是通過“新疆→河南→安徽→浙江”的方式來接力完成的,而這樣的接力,又是建立在高強度的特高壓以及東部地區完善的電網設施基礎之上的。顯然,未來一帶一路的“能源通道互通”,也可以通過這樣的方式來實現。


因此,筆者預判,在現階段,中國能源企業還是會專注于眼下的工作,兼顧自身收益與東道國需求,等到必要的能源設施構建完善,使得相鄰城市、乃至相鄰國家的能源設施由小鋪大,由點成面后,實現“能源設施互通”便成水到渠成之事。而在這一過程中,當地企業與民眾如能從中國能源企業處得到可靠的水、電、氣、熱供應,不僅可改善工休條件,更能提高中資企業在當地的聲望,從而起到“民心相通”的作用。*終使得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雙邊及多邊關系得到提升,由于能源價格機制等原因,這些能源設施的項目收益率未必能達到同期國內項目的標準,但它卻可以為中國帶來一項更大的回報:這就是接下來要提到的能源貿易互通。


??? 能源貿易互通:服務貿易可貢獻較多順差

隨著近年來美國保守派孤立主義的抬頭,中國對美貿易順差遭到削減已是大幾率事件,鑒于美國又是中國*大的貿易順差來源,因此這將減少中國的外資儲備和外匯占款,從而改變國內貨幣供應結構,甚至可能會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為防止這一現象的出現,中國有必要培養新的貿易順差來源,從世界范圍內來看,包括東南亞、南亞、中亞、西亞在內的地區近年來生育率較高,人口紅利優勢明顯,很可能成為繼亞洲四小龍、四小虎和中國之后的下一個傳統制造業承接地,并有望借此完成豐厚的原始資本積累,由此來看,這一地區存在成為中國貿易順差來源的巨大潛力。這也是“一帶一路”所能帶來的巨大回報之一。


一般來講,根據貿易產品不同,貿易常被分為物資貿易和服務貿易,在能源領域,前者經常包括煤、電、油、氣、裝備的貿易,后者則包括能源行業的施工、咨詢、信息、金融方面的貿易,在以往的分析中,行業觀察者常常將能源領域的“貿易互通”等同為背靠中東,通過管道進口大量油氣,雖然這樣做可有效分散中國進口油氣的風險,但這樣的收益顯然與前期巨大的經濟與精力投入不匹配,為了讓能源領域為中國的貿易順差與外匯收入做出更大貢獻,筆者認為,中國將會發揮自身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積累的豐富經驗,為沿線各國提供能源領域的融資、技術、咨詢等多樣化的能源服務,從而使得能源領域能夠為中國加大對沿線國家貿易順差的目標作出一定貢獻。

需要指出,要提供高性價比的能源服務貿易,既需要先天深厚的原始積累,也需要后天持續的吸收充電,一方面,在服務質量上:從現有的能源融資體制和科技**情況來看,中國還有較長的路要走。事實上,此前中國已經出臺了《中國制造2025—能源裝備實施方案》、《能源技術****行動計劃(2016-2030年)》、《關于深化能源行業投融資體制改革的實施意見》等一系列相關的文件,但要讓這些政策真正落地,并培養一批有技術競爭力的企業,實際上也是一個比較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政府、金融機構、研究機構的共同努力。而另一方面,在服務價格上:鑒于國內通脹勢頭短期內還難以扭轉,簡政放權、降低稅費、生產要素改革等一系列“降成本”措施仍然需要繼續堅持推行,如此,方能確保中國能源服務企業的成本優勢,在未來的國際競爭中保持一定的市場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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